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是谁的作品？

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是谁的作品？
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创作于1967年,在那个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年代,这件作品却以鲜有的艺术感染力,激发了人们内心的理想与激情,它的印刷品曾经发行多达9亿张。

1998年1月,农历丁丑年12月底,当时担任北京画院院长的刘春华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,在年底才有的忙碌中迎接着春节的到来,刘春华,也是当年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的执笔者。

一天,他收到了一封律师事务所转发的来信。

刘春华回忆说：这个信里还附着另外的一封短信,短信是当年搞安源展览会的两个人,一个是电影学院的学生,一个是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员郝国欣,他们俩签名写的信,大概内容是说你把北京市革委会出资集体创造的《毛主席去安源》,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以个人名义拍卖了,独占了款项,我们参与了这幅画的创作,你侵占了我们的著作权和经济利益,并表示要和我对话。

写信给刘春华的郝国欣,1967年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。当时他负责组织各个艺术学院的师生,共同为“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”创作美术作品。

令他意外的是,近30年过后,他曾经领导过的那个青年学生刘春华,竟将那次展览中的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拍卖了。

郝国欣告诉我们：我是到一个朋友家,也是我这个学生家里,他们另外一个经理见我说,郝老师,您得请客,我说我请什么客,他说你发财了,我说我发什么财了,他说你不知道这画卖了300多万,没给你点儿？这我才知道的。

1969年,那次展览结束后,《毛主席去安源》这幅画被移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。

1980年,刘春华以该画是个人创作为由,将画从革命博物馆取走。

1995年,由嘉德拍卖公司以605万元的成交价将此画拍卖。

1998年7月28日,北京市第二中心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的著作权案。

自此,一幅已沉寂多年的油画,再度成为了新闻热点。

究竟谁才是《毛主席去安源》这幅油画的合法作者,作品发表时的署名“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,刘春华等执笔”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这一切,都要从一个展览说起。

从1967年到1969年,曾有近200万人参观过一个名为“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的展览”……

这个简称“安展”的发起者张培森,当年是人民大学党史系的青年教师。

举办“安展”的想法得到批准以后,张培森找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师郝国欣,担任展览美术组的组长,请他尽快确定能够为展览创作美术作品的人选。

郝国欣回忆说：当时到工艺美院去找的时候,本来我要找我那个同学,我认识的王成喜,结果他不在,后面他又说给你换个别的人,就这么换了刘春华,我也不认识他。

刘春华接受的任务是创作一幅反映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的油画,第二天,他便与其他作者一起,坐上了南下的火车,前往安源去搜集创作素材。

经过了近一个月的实地采风,刘春华带着成熟的速写,回到了北京,随后,刘春华将住处搬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,在二楼的一个大通道里,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。不管睡得多晚,每天清早,刘春华总要按时起床,围着天安门广场跑上一圈,来振作他的精神。

刘春华回忆说：白天画,晚上呢,就是几乎整晚上坐在画前面看,白天画,晚上看,有工人晚上查夜说,你还在这儿干嘛呀,我说看这画,他说这白天画晚上还不歇息、还看,我说晚上也想画,这灯光不行,他问,需要什么灯光,按当时知道的日光灯配上白炽灯,这光比较接近白天的光线,那工人说,这个简单,我明天给你弄来,第二天就给我做了一个土灯架子,两个日光灯,旁边好像是200瓦的灯泡。

对于大学尚未毕业的刘春华而言,《毛主席去安源》这幅两米多高的油画既是他向领袖表达敬意的载体,也是他从未面对过的创作难题。

张培森介绍说：当时他画的很慢,一直到这个展览都已经预展了,其他东西都摆齐了,这个画不能不摆设出去,但也基本画成了,摆在那地方,他在观众不在的时候,或者闭馆之后,不时给它加两笔,这个我还记得。

1967年10月1日,“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”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预展,《毛主席去安源》是展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油画,不少观众要求出版此画。

就在“七一”前夜,安展的筹备者张培森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,向他询问《毛主席去安源》这幅画的署名问题……

1968年,为了向中国共产党成立47周年的生日献礼,有关部门决定将《毛主席去安源》印刷成彩色单页。

同一天,正在江西协助安源纪念馆布置展览的刘春华匆匆回到了北京,当晚他也见到了几位从未见过面的军人。

刘春华回忆说：我是6月30日第一次坐飞机从长沙回的北京,下午到的,晚上,那时候电视很新鲜,学校有一台电视,挤着好多人在那儿看电视,我也挤到电视房里去看电视,9点多,忽然同学就说外面大喇叭喊你呢,叫你赶快去学院办公室去,我就到学院的办公室去,一去,有几个军人,当时我看他们年纪都很大了,四五个军人,问我叫什么,我说叫刘成华。

粗心的编辑将“成功”的“成”写成了“春天”的“春”,错把刘成华变成了刘春华。

第二天就是“七一”,献礼作品执笔者的名字却被印错了！这时候重新制版印刷已经来不及了,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另外印制一个刘成华的小纸条,贴在刘春华这个名字的上面。

刘春华回忆说：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,怎么处理,我当时确实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,我想了想,说那这样吧,你们也无法重新制版印了,也别贴了,他叫他我叫我吧,我还叫刘成华,他叫刘春华,爱叫啥叫啥吧。因为当时的气氛下不强调突出个人,不像现在很在意我是什么名,一个字都不能差,音同字不同不一样都不干,排名谁在前谁在后差一点也不依不饶的,那时候也没有这种意识,而且要有这种意识,也是很低级、很个人主义的,当时对这个名利观念是批判的,我这个人也真是批判的,当时那种教育,年纪大的人应该都知道,我说的不是假话。你搞这方面的工作,带点特殊性,不外乎按照当时的说法,就是革命分工不同嘛。

1968年7月1日,随着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和《红旗杂志》送到人们手里的彩色单页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的画面下方印着：1921年秋,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安源亲自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,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,刘春华等执笔。

自此,这幅曾经家喻户晓的油画作品,被当作宣传画传到了全国各地,传到了世界。

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形式和署名方式,“集体创作”造就了一批属于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,也给多年以后作者间的著作权之争埋下了伏笔。

那么,集体创作是在如何的背景下产生的呢？

水中天研究员介绍说：集体创作是从苏联学来的,苏联当时最有名的是库克累尼克塞,当时是一个漫画小组,3个人画画,一块商量怎么做,然后是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凑起来的,叫库克累尼克塞,都不是他们本人的名字,所以,传到中国以后,当时觉得这是非常先进的社会主义理念,一种先进的创作方式。

文革美术史的研究专家王明贤介绍说：1966年开始,很多作者就不署名了,比如像当时沈尧伊刻的很多版画,他就写上“中央美术学院版画战斗组”,在1968年、1969年以后,那时候红卫兵组织解散了,但又不能署个人的名字,那怎么办,那就只好署名集体创作了,《毛主席去安源》这幅作品应该说还是很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情况。

时至今日,张培森还保存着关于“安展”的许多历史文献。在他看来,如果没有由他发起的那个展览,就绝不会有《毛主席去安源》这幅曾经轰动一时的油画,从这个意义上说,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,刘春华等执笔才是一个最为妥当的署名。

张培森认为,画是刘春华一个人画的,但是这个画不是说一个人创作出来的,他跟现在的创作不是一回事,当然,这个画有他创作的一方面,这应该承认,但这个画的创意,整个画的背景提供,整个画的完成,都绝不是一个人搞出来的。

在水天中看来,可以说文革里面的每一张画,没有一张说是你自己画的,从头到尾与别人无关,没有这样的事。都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交给你的,你不能因为说谁给你交的任务,就成了自己的画了,谁曾经给你出过什么主意,找过参考,就成了他画的了。像我在那个地方画的画,大部分都是领导给我找来的样本,比如说找来的刘春华的,或者谁的都一样,你照样给我临摹一张,那当然我只能是临摹的,那著作权是归人家原作者,像《毛主席去安源》就是人家刘春华自己画的,当然应该是人家自己的作品。

从1998年开始,怎么证明自己是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的唯一作者,成了刘春华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难题。

30多年国去了,刘春华这个曾经意气奋发的艺术青年如今已是一个老者了,令他不解的是,23岁时创作的一幅油画却几度改变了他的人生坐标,带给他荣誉和财富的同时,也带给了他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。

1999年12月的一天,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厅,一场不寻常的官司正在开庭,刘春华作为被告,平生第一次站在法庭上,而他所面对的是他过去的同事和伙伴。

刘春华回忆说：1998年9月,有一天我上班,没多久,来了个电话,一听是法院的,电话里说你有时间到法院来一趟,有人起诉你了,我问是什么事,说是郝国欣、李绍州起诉你。

郝国欣,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的退休干部。30多年前,为筹备“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”的展览会,作为当时的美术组组长的郝国欣,是他将刘春华等画家召到一起进行主题性创作的。